多乐游戏官方:孔见：冯白驹与娘子军传奇 纪念红色娘子军成立95周年主题作品

  因家里困难，不得不给你写信。自今秋冬以来，家里稻田失收，石场停业，经济无收入，债台高筑，全家生活困难，实在无法支持吾儿继续读书。希见书后，立即退学回家，另谋生计。切切。”（吴之、贺朗《冯白驹传》19页，当代中国出版社，1996）

  1926年早春，在上海大夏大学就读才半年的冯裕球，收到了父亲的来信。还没有读完，他的脑子里便浮现出父亲焦灼的面容，心情也一下沉重下来。来不及多想，他就收拾行李，匆匆告别老师同学，坐上上海驰往广州的轮船。

  在五羊城中转逗留期间，他特地去拜会了高小时结识的老师徐成章。此时的徐老师，已经从黄埔军校调任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队长。他给这位高个子学生讲述了革命的道理和战斗的传奇故事。听说裕球要报考黄埔，他并不赞成，考虑到琼崖革命需要人才，他力劝其回乡加入当地的组织。其实，在琼山中学期间，冯裕球就是的骨干；在大夏的校园里，也深受革命思潮的洗礼。民族解放与共产同富的理念，激荡着这个青年人宽厚而良善的情怀。

  海口云龙镇边上的长泰村，是冯裕球的家乡。这里红褐色的土地，种出来的木薯和地瓜格外的香。冯家院子坐落在村南边一处隆起的地块上，院里有两棵叫不出学名的大树。每天清晨，身材魁梧的父亲冯运熙就会起来，在呃呃呃呃的鸡鸣声中打拳，踩出嘭嘭的震响。他是这一带有名的拳师，扫堂腿功夫相当了得，还是民间组织“三合会”的成员。周边村庄的弟子，晚饭后就陆续过来，跟他在大树下习练武术。除了下田耕作，父亲还与人合伙在附近开了个采石场，把大块的火山石劈开来当建材卖，赚钱供他们兄弟读书。现在，采石场旁边连村的大户家族，借口破坏风水，硬是强行阻止他们开采，生意被迫停了下来，家里还欠下了些外债。裕球不得不中断在上海的学业，返回这片土地，在十字路口面对人生的抉择。早在中学毕业那年，有个同学拿钱在邓本殷的部队买来个营长职位，让他在其手下当一名连长，但他一口就拒绝了。这不是他要走的道路。

  回到云龙的冯裕球，并不急于要谋求生计，而是遵照徐成章的指引，离开妻室，跑到海口去找高小同学李爱春，请他给自己介绍革命的工作。他想探寻一种比居家过日子更加高尚的生活，颠覆这个贫困而无义的世界。1926年4月，在李爱春的介绍下，他出任海口市郊农民协会办事处主任，不久又被选为主席。在一面绣着锤子与镰刀的红旗下，他举起右手的拳头，宣誓为全人类的解放而献身。入党之后，他更名为冯白驹，想象自己就像一匹矫健的白马，为了世道的清明，驰奔于战火纷飞的沙场。他和同道们经常走进村庄，举办夜校和识字班，传播平等的道理，让农民认识到自己受富人剥削欺凌的处境和世道的不公，激发起仇恨的怒火与革命的热情。革命不是彬彬有礼的请客吃饭，革命是一种暴力，没有仇恨的怒火，就无法高举它的旗帜。

  此时的海南岛，共和革命还在进行之中。也就在冯白驹返琼的这一年，国民革命军张发奎部与陈济棠部强渡琼州海峡，击溃了邓本殷的八属联军，把海南纳入孙中山临时政府的治下。民主革命还没完成，另一场共产革命就已悄悄开始，并叠加到了一起，各种力量相互渗透，此消彼长。1926年6月，在张发奎部任十二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王文明，和广东区委特派员、曾在苏联红军大学学习的杨善集，在海口市竹林村（现新华区竹林里第131号）主持召开了琼崖第一次党代会，成立琼崖地方委员会，王文明被选为书记。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归来的文昌人冯平担任军事部长。

  1927年4月12日，蒋介石发动针对与人的武装政变，共和革命变得无比血腥。将领黄镇球、叶肇等，也开始在海口、府城等地搜杀人，有五百多颗头颅相继落地，四处溅起了血光，海南岛上弥漫着恐怖的气息。冯白驹入党介绍人李爱春的头，也被挂到府城的城楼之上。死者为大，辱没死者的尊严，是这一个国家传统中反人道倾向的体现。清明节那天，王文明带着地委一百多名，化装成为吊丧的队伍，回到万泉河流域的家乡阳江，开辟了海南岛第一块红色根据地，点燃了土地革命的火把。

  屠杀并没有将人震慑住，反而激起更大的愤慨。遵照上级的指令，琼崖地方委员会改为琼崖特别委员会，、叶挺在莫斯科的同学杨善集当选为特委书记。特委做出开展武装斗争的决断，组建了以冯平为总司令的琼崖讨逆革命军，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，队伍发展到一千余人。同年9月，响应中央“八七会议”精神，杨善集他们将暴动推向全岛，以红色的恐怖来回应白色的恐怖。

  9月23日拂晓，讨逆革命军对军队的战斗，在乐会县椰子寨打响。杨善集率领两个连的队伍与几百名群众，在夜色掩护下冒雨冲锋，攻克了椰子寨民团炮楼，取得了具有标志性的胜利。但在第二天，敌人组织了大规模的反扑，装备太差的讨逆军不得不且战且退，身先士卒的特委书记杨善集不幸中弹身亡。

  正在这个时刻，中央南方局派遣杨殷、徐成章等前来海南，加强对武装斗争的领导。讨逆革命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，快速地发展到七八千人的队伍，分设东、中、西三路总指挥部，冯平为总司令兼任西路总指挥；徐成章负责军委工作，兼任东路军总指挥和党代表；冯白驹成为特委候补委员、琼山县委书记、中路指挥部下属的第七路军党代表。与尊敬的徐老师战斗在同一个壕堑里，让他倍感自豪，然而，血与火的战斗比想象中的要残酷得多。

  在徐成章的指挥下，东路工农革命军攻下万宁县和乐墟，接着又与当地农军联合，占领了陵水县城，组建起海南岛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。此时，中国的策略，是集中力量夺取大城市。上级命令徐成章率部回师夺取万宁，进而攻打加积、海口，占据整个海南岛。此时的革命军人数有限，枪弹匮乏，徐成章觉得这种冒险注定要失败，他将意见提交特委，但在未获得新的指令之前，仍然坚决执行北上进攻的命令。1928年2月4日，攻打万宁分界墟的战斗打响，弹药眼看就要告罄，徐成章只好率众持钢刀冲入街道，与敌进行白刃格斗。一颗子弹击中脖子，终止了他三十六岁的生命。仰躺在泥泞不平的地面上，他临终时眼睛望着苍茫的天空，满腔的抱负都未来得及实现。

  三个月后，冯平指挥的西路军在西昌镇仁教岭被敌军围困，打完所有的子弹之后，负伤的他落入敌人手中。面对高官厚禄的收买，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就义，时年二十九岁。

  三位重要的领导人牺牲之后，海南岛上的红色革命进入了低潮时期。1929年2月，迁入海口的特委机关被发现，除个别人员逃出外，里面的人全都惨遭杀害，包括从广州派来的新任特委书记黄学增。在一片血光之中，冯白驹被调往已遭破坏的澄迈县委任书记，他别着驳壳枪，时而化装为风水先生，时而化装为牛贩子，奔走于各个村庄之间，寻找屠刀下幸存的党员，恢复组织的活动。跟随他身后的，是死亡恐怖的阴影，但他已做好随时弃身的准备。接任特委书记的王文明，此时患上了莫名的重病，由于得不到必要的治疗，他的身体已经没办法承受内心燃烧的激情。在他的提议下，冯白驹以特委常委的身份主持特委的日常工作。

  1930年1月，抱病经年的王文明，在母瑞山根据地逝世。冯白驹顺理成章地接替了特委书记的职位，成为孤岛上红色革命的旗手。他渴望得到中央的指令，以决定何去何从。2月份，他转道香港，来到上海，住进某栋楼的顶层，参加一个秘密会议。他被告知，一旦警铃响起，立即撕碎文件吞进肚子，然后各自逃跑。在会场，他见到的李立三和一脸黑须的军委书记周恩来，向他们汇报了海南的情况，并得到他们的勉励和关于开展武装割据的指示。

  回到母瑞山，特委召开琼崖第四次代表大会，部署开展全岛武装兵变和暴动，建立苏维埃政府。很快，红军第二独立师就组建起来，有九个县先后建立了苏维埃政府，治下的人口增加到一百万人，超过岛上总人口的三分之一。苏区内有武装赤卫队、少年先锋队、劳动童子团和妇女协会，实行土地改革，没收地主的土地、房子和浮财，分给没地或地少的农民，得到穷苦人的热烈响应与支持，革命的烈火红透了海南的半边天（《冯白驹回忆录》34—35页，东西文化公司，2000）。站在母瑞山头，看着地平线上汹涌的云彩，冯白驹豪情万丈，眼前有了一种天翻地覆的感觉。

  共产革命之所以来得如此迅猛，大有覆盖共和革命之势，有其内在的原因。孙中山的民主革命，依靠的是宋耀如这类富人的支持，他要改变的是这一个国家的政体，并不打算改变各个阶级的不平等地位和财富分配差异。共产革命不同，它要颠覆的是整个社会的结构，将它来一个底朝天，让受苦受难的穷人翻身做主。而在那个时代，穷人的存在如同汪洋大海，足以吞没少数富人。以为代表的中国人，很快就找到了革命的主体力量——挣扎在社会底层、找不到任何出路的贫苦大众。他们的内心深处，埋藏着的对世道的不满，对富人的怨愤，是毁灭这样一个世界的烈性炸药、熊熊燃烧的劫火。他们最匮缺也是最渴望得到的是土地，因为土地是农业社会最基本的财富形态，决定着人们的地位与生活的境况。对他们而言，最具感染性的革命，不是民主共和、自由博爱，而是土地和房屋。因此，共产革命最初的形式就是土地革命，而那些占有超过平均指数财富的地主，就成了革命的对象。在革命的叙事里，他们必为这个社会的罪孽与不幸承担完全责任。

  在苏区，首先通过开办夜校和列宁学校，给农民进行革命的启蒙，让他们觉悟，认识到富人的幸福里隐藏着这样一个世界的罪恶，自己祖祖辈辈做牛做马，都是阶级压迫与剥削导致的，而不是自身的过错，更不是上天与命运的安排。他们是正义的力量，不能逆来顺受，应当起来抗争与反叛，控诉地主富农的恶行，以及这种恶行带给他们的创伤与苦难。这样，就让他们心中燃起仇恨的怒火，而这种怒火是革命最重要的能源。缺少了足够的仇恨，人们就无法拿起武器，开展你死我活的血与火的斗争，推翻敌对阶级的统治，砸烂这个黑暗的世界。遍布乡野的穷苦人群，是社会的干柴烈火，一旦点燃，就成难以扑灭的燎原之势。因此，伴随着打土豪、分田地的运动，苏维埃的各项工作，包括农会、妇女协会、儿童团的组织，很快就开展起来。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妇女协会。

  一般而言，社会最底层埋藏着最深沉的仇怨。中世纪时代的中国，妇女的地位无疑是最低的，她们除了忍受阶级的剥削，还有性别的压迫，尤其是礼教附加于她们社会角色的种种桎梏。在海南，红色革命最为炽烈的地方，是东北部万泉河流域的乐会、琼东一带，那是海南农耕文明最为发达的地区，也是礼教观念体系最为完备的地区。在这一带乡村，许多女人连个名字都没有，只是按排行叫作“妚大、妚二、妚三⋯⋯”，不到十岁就成为童养媳，嫁给一个自己从未见过的男人，为他们生儿育女。倘若丈夫早逝，完婚时跟她拜堂的可能就是一只公鸡；而洞房里等着她的就是一个木头人。作为女人，一生都只能蹲在厨房的灶台边吃饭，即便上桌，也只能等男人们吃完之后。她们生活的轨迹，就是从厨房到田间地头，很多繁重的体力活，如犁地、灌溉、收割，都压在她们单薄的身体上，一些美好的愿望，还没生出来就已经遭到挫败。劳动之外，她们基本上没有任何群体性的公共活动，来释放内心的压抑，慰藉胸口的苦楚。她们是底层社会的底层，是冤仇最深的群体，地底下的煤矿，等待着开掘和炬火的点燃。

  红色革命最为深刻的地方，在于触及底层妇女无告的内心，给她们带来巨大的解放感。许多从事革命的领导者，都把家人带入了革命的队伍，让她们从事妇女协会的工作。杨善集就是如此，他长相秀美的妻子林一人和王文明的妻子邢慧学，就是苏区妇女运动的积极分子。她们常常翻山越岭，挨家挨户地寻访那些受到欺凌、伤害、摧残的女性，听她们倾吐胸腔里的苦水，提醒她们认识自己的灾难与屈辱，激励她们成为愤怒的战士，加入妇女协会中来。在这里，她们的生活不再孤独无援，有很多人团结在一起，为她们伸张正义，报仇雪耻，还可以在万泉河边开心地唱歌跳舞，充满着烂漫的气氛。红军医院、军械厂等建立起来后，她们还能获得一份光荣的工作，生活在一个集体大家庭里，得到了来自群体的尊重与呵护，还可以获得一种超凡脱俗的使命感。这种开阔、欢快而富有神圣意义的生活，带来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解放感与崇高感，是她们过去的生活里都无法想象的。因此，她们表现出的热情，远比男人还要高涨。

  《冯白驹回忆录》有这样的叙述：“在1927年至1928年的革命高潮中，不女和群众，参加暴动，英勇地向敌人冲锋，不怕牺牲。革命低潮后，敌人的是那么的疯狂猖獗，海南革命妇女仍然坚持工作，联系、接洽和掩护。有些比男还强，丈夫反动作恶多端的，妻子带领革命去惩办；甚至丈夫熟睡时自己用刀子扎死丈夫，逃出来参加革命。⋯⋯在部队中，卫生员、炊事员均是女。她们工作不怕艰苦，部队行动时要挑重担子，部队宿营休息，她们要挑水、拾柴、做饭，不分昼夜坚持工作；卫生员不仅要照顾伤病，到处采药，且在作战时，也跟武装上火线，抢救伤病；在各机关、在后方工作的女，对工作很负责，积极肯干。同时，她们纷纷要求上战场杀敌。因此，为了发扬妇女英勇参加革命的精神，鼓励妇女更进一步参加革命斗争，同时也赞扬她们热烈参加武装、拿枪杀敌的强烈要求，我们便决定组织娘子军。时间是在1931年5月。”（《冯白驹回忆录》35—36页）

  万泉河是海南最美丽的水系，两岸繁花盛开，但花香之地无和平。以生育为天职的女人，要拿起枪来，投身到与男人血腥杀戮的战场，砍柴、切菜一般伤害彼此的身体发肤，说明这个社会已经出了严重的问题。就像那首歌所唱的那样：“战士责任重，妇女冤仇深。”生活在底层的人，实在太渴望有一次彻底的翻身。女子军的成立，在整个人类妇女运动史上，是一桩值得记叙的事件，也是一件呼之欲出、挡都挡不住的事情。因此，当乐会县委、县苏维埃递上关于成立女子军的报告时，以冯白驹为书记的特委，很快就批准了他们的请求。

  1931年春，“乐会赤色女子军”在县委秘密驻地、乐会四区的加荣村（今加任村）成立。三十名战士，是从近百个报名的青年女子中挑选出来的，指导员是上级指派的王玉文，之前已经是红三团一名战士的庞琼花，成为这支队伍的排长。庞琼花出身一个穷苦人家，父亲是一个从事换牛交易的“牛客”，儿子被人害死之后，女儿琼花成为家里的独女。为了防身，他教给女儿一些拳脚功夫。琼花人长得端庄，又习过武，身上有一股英武之气。虽然十岁那年，父母已经将她嫁给邻村的李廷浩，做起了童养媳，但她总不愿服从这门婚事，与一个陌生男人过一辈子生活（参见庞启江、庞家东《红色娘子军传》第一章，线）。

  每天清早，氤氲的水汽从万泉河面升起，如同纱巾一样抹洗着一个个葱翠的山头。女子军的战士，就在草坪和山坡上开始了一天的操练。傍晚时分，晚霞染红的河水里，她们成群结队地洗衣沐浴，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歌。这种沉醉的情景和超越名教的自然状态，不仅打动了曾经被旧伦理束缚多年的她们，也感染着周边的人们。

  由乐会县委领导的赤色女子军，只能算是红色娘子军的前身，因为她们还不是正规的作战部队，不配备，主要承担通信、宣传、后勤等公务，有时协助红三团的部队，攻打炮楼。但她们威武的英姿、雷厉的作风以及开放的生活，让当地妇女看到了一种崭新的可能性。她们所到之处，都吸引着人们羡慕的目光，操练的场面也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围观。苏区里的青年女性，都跃跃欲试，纷纷要求参加女子军。面对如此高涨的热情，冯白驹他们很快就做出决定，建立一支纯女性的正规作战部队，将这万泉河边的花木兰们都汇集起来。

  正式征招女子军的消息，成为乐会苏区的重大新闻。布告张贴出去后，前来征召办公室报名者络绎不绝。原本打算只招收七十名战士，结果报名人数有七百多人，竞争十分激烈。4月中旬的一个傍晚，冯增敏带着八位女青年，冒着大雨赶来征召办公室报名，在九曲江边，她们遇上暴涨的洪水。为了不错过报名期限，这群心情急切的女子，竟然冒着生命危险，手挽手渡过了凶猛的河水。

  按照年龄在十七至二十五岁、身体健康、家庭贫困、本人自愿、家庭同意、思想觉悟高、斗争中有良好表现七项条件，追加招满了一百人。为了安慰那些未能入伍的女子，特委还特地要求各区做好思想工作，告诉她们将来还有机会。尽管如此，当新成立的女子军在操场上训练时，仍然有两个因年龄不足十六岁、身高不及而落选的女子，每天清晨扛着一截木棍跟着队伍操练。在无法拒绝的情况下，经王文宇师长特批，她们最终留了下来。更为离谱的是，一个叫庞振英的已经出嫁的女子，后来被发现怀有身孕，可就是辞退不了。她向教官王少梅坚决表态：若是不能参加女子军，她就上吊自尽！

  1931年5月1日，女子军连正式成立，它的全称是“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”，连长是英姿飒爽的庞琼花，指导员则是阳江墟上身材高大的王时香。一百〇三名战士剪掉辫子，穿上军装，扎起腰带，打上绑腿，踩着“一二一”的节奏走进操场，接受特委、县委领导及第二独立师师长王文字、政委郑大理的检阅。从南洋归来的独立师三团团长王天骏，将一面绣着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”的红旗，庄严地递给走上主席台的庞琼花。授枪仪式后，特务连的战士开始在草坪上演练，她们向这个不平的世界大声喊出了“杀！杀！杀！”。

  娘子军的组建，不仅令苏区的百姓感到新奇，也让军方面兴奋起来，他们扬言要将这些“共母”全部抓住，分给弟兄们做小老婆。驻扎在中原墟的东路“剿共”总指挥陈贵苑，是黄埔军校毕业生，自恃人数众多，武器精良，根本不把手持粉筒枪的女子军放在眼里，带着部队和民团二百多人，兵分两路，气势汹汹地向苏区机关和红三团驻地扑来。

  在王天骏团长的部署下，红三团白天佯装向万宁撤退，夜晚则悄悄返回，与女子特务连一起，在沙帽岭设下了埋伏。女子军特务连派出部分战士在村里生火做饭，引诱敌人进入。狂妄的陈贵苑果然中计，命令自己的队伍往村子里冲，还叫嚷着“谁抓到归谁做老婆”！随着庞琼花连长的一声：“打！”女子军们一同开火，甩出了手榴弹，打得敌人猝不及防。由于手中的粉枪不好使，在林地里的近战中，她们大喊着扑过去，抱住对手在山坡上翻滚搏斗，撕咬对手的耳朵、手臂，抓起沙土、猪粪往敌人眼睛里撒。从她们骨子里释放出来的愤怒，控制了整个战场。一个多小时的时间，战斗就决出了胜负。军队有二十多人，七十多人被俘，其中就有“剿共”总指挥陈贵苑和他的副官。女子军特务连只付出数人轻伤的代价。

  在地势不高的沙帽岭，女子军特务连一战成名，荣获了集体一等功。苏区的民众纷纷挑着烤猪、烧鸭、甜粑、椰子粿和山兰糯米酒，来特务连驻地犒劳慰问，庆祝这场具有翻身意义的胜利。对于她们而言，这既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胜利，也是一个性别对另一个性别的胜利。一些原来反对女儿入伍的亲人，从此改变了态度。战士王运梅的丈夫庞隆馄，到驻地来找自己的妻子，并加入了革命的行列。战斗的间隙，女战士会采撷路边的野花，插在自己的枪杆上，嗅闻花朵的芬芳。这种扬眉吐气的血色烂漫，让她们忘记了死亡的恐惧，死亡比活着更显得高尚与光荣。

  接下来，女子军特务连还参加了文市、中原墟等多场战斗。在围攻牛市墟军据点的战斗中，她们几乎是将烧烤熏蒸的厨艺用到了战场上来。民团大队长冯朝天，自恃有三层炮楼，架设着轻重机枪，外围还有重重铁丝网，而女子军粉枪、荔枝炮和土制玻璃瓶炸弹，根本构不成威胁。他叫嚣要把庞琼花抓来做他的压寨夫人，给他生崽下蛋。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，女子军特务连硬是通过挖地道，将木柴、稻草、椰子叶堆到炮楼下面点燃，用“蒸猪”的方法将敌人熏了出来。冯朝天也在被击伤后，成为庞琼花的俘虏，并最后被枪毙，真的是朝天了。

  1932年春，女子军特务连连部和两个排，奉命从乐会四区调往琼东四区独立师师部执勤，编入红一团建制。留在红三团的一个排，扩建为女子军特务连第二连，下辖两个排，约六十人的兵力，由黄敦英、庞学莲分别担任连长和指导员（《琼崖纵队史》55页，广东人民出版社，1986）。 也就是这个时候，红军内部针对“AB团”、社会的“肃反”运动开始，包括红二师政委谢文川、王文明妻子邢慧学、周士第妻子翁祚昆等，一批党政干部和指挥员，在酷刑之下被自己人杀害。为了避免蒙冤受屈，有的指战员把埋入地里，离开部队，甚至出逃海外。特务连一连连长庞琼花的忠诚受到质疑，被送往母瑞山红军监狱进行改造，职务由第一排排长冯增敏接任。

  也就是在这一年的7月，蒋介石发动了对苏区的第四次“围剿”。第一集团军警卫旅旅长陈汉光率所部三个团、一个特务营和空军的一个分队，从海口港和澄迈县东水港登陆，在当地原驻军的配合下，开始对琼崖苏区的工农红军进行围攻。风光明媚的万泉河胜景，成了血腥杀戮的现场。

  此时苏区的红军，只有一千八百人的兵力，分散在不同的区域，装备甚差，在“肃反”中丧失了原有的战斗力。驻扎在海口附近羊山地区的红二团，与敌人正面硬碰，损失惨重，仅有二百人退回到师部。面对如此情势，以冯白驹为首的特委做出决定：在乐会地区，留红三团一部，包括女子军二连在原地开展游击战，牵制敌人，特委、琼崖苏维埃政府、红军师部和军政学校学员、红一团、女子军特务连利用敌人的包围间隙，从牛探岭、苦瓜岭向母瑞山根据地紧急转移。

  当特委、苏区政府和独立师部三大机关，撤到琼东与定安交界的马鞍岭时，遭遇了敌人优势兵力的猛烈进攻。为掩护领导机关向母瑞山革命根据地转移，师长王文宇决定：女子军特务连一连和红一营留下来阻击敌人。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，女子军特务连一连和红一营的战士，借助有利地形顽强阻击。她们每人只配备二十五发子弹，最后的五发通常都要交给枪法准的战友，一发一发地狙击。子弹打完了，她们就用石头砸。在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、出色地完成掩护任务后，女子军连留下二班做掩护，向特委与师部靠拢。这个班的八位战士在打光子弹之后，与敌人展开了殊死肉搏，最后全部战死，在河滩的石磊上留下破碎不堪、血肉模糊的身体。她们的鲜血顺着万泉河水，朝大海的方向流去。

  在女子军连和一营的掩护下，冯白驹、符明经与王文宇带领特委、苏区政府和师部机关，退入了母瑞山。但敌人并不因此罢休，把母瑞山团团围住，在周边建起了碉堡与炮楼，不时出动飞机侦察轰炸，并开始分片搜山，情势十分险峻。冯白驹认为，固守下去，红军和特委将陷于绝境。他召开会议，做出部署：由王文宇、冯国卿率红军主力部队向乐会突围，与原来留在那里的红三团和女子军二连会合，吸引敌人的兵力；他和符明经带领特委和苏区机关及警卫连，隐蔽在母瑞山与敌人周旋。

  10月间，乘着秋雨连绵，万泉河水高涨，王文宇、冯国卿率领红三团和女子军一连，渡河突围，朝东北进击。他们一路遭到敌人的重重阻截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包括政委冯国卿在内的多数指战员，流尽了身体里的最后一滴血。一天中午，冯增敏带着被打散的八名战士，来到一处河谷，看到了错杂的石磊间，有一汪清澈见底的泉水。有人提议，就在这里洗个澡吧。看大家浑身泥垢和血污，长满疥疮，个个都是一张脏兮兮的脸，冯连长同意了。除王运梅刚刚小产生下一个婴儿、传令兵卢业兰伤口尚未痊愈不能下水外，其他人都褪去脏兮兮的衣服，进入水中洗浴，像鱼儿一样嬉戏开来。然而，就在她们把衣服洗好，晾在旁边树枝上等待晒干的时候，一小队民团跟踪而至。这些化装成黎胞的敌人，躲在附近的林子里偷偷地窥视。他们计议好主意，打算先抢走衣服，再抓捕这些的女人。但警惕性极高的冯增敏，忽然间觉得有什么不对，翻身爬上石头，抓起自己的驳壳枪，正好看到这些鬼鬼祟祟的敌人，便立即开枪，一下撂倒了三个人。闻到枪响，战士们纷纷上岸操起武器开火，把这小队敌人全都给报销了。

  在王文宇带领下，包括女子军特务连一连在内的红三团，最终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，在乐会一个叫作中平仔的地方与留守部队会师。但在这里，他们又受到敌人五六层的重围，陷于孤立无援的状态，人人衣衫褴褛，手脚腐烂，病疟缠身，靠野菜、草根、树皮果腹，内部一再出现叛徒与逃兵。面临绝境之际，女子军依然与她们英勇的师长战斗在一起，表现出更甚于男性的坚贞与忠诚。然而，最为致命的是，她们已经打光了所有的子弹。

  无力回天之下，王文宇和乐会县委做出决定，给幸存的女子军战士，颁发师长签名的《退伍证明书》，然后将她们遣散。在相互拥抱与一场号啕痛哭之后，这些参加过数十场战斗、付出约二十条同伴生命的女子军宣布解体。她们依依挥手告别，朝各自的家乡走去。接下来的情况几乎没有悬念，参谋长郭天亭在受伤之后拒不投降，被敌人虐杀。身患疟疾、浑身伤痛、皮绽肉烂的师长王文宇，因两个警卫员先后叛变，不幸落入敌手。入狱半年之后，因为威武不屈，不愿出卖、背叛自己的信念，被活活烧死于海口府城的一棵大树下。这位出生于澄迈雁北（今澄迈县文儒乡）的汉子，完成了生命的凤凰涅槃，并在很多年后，成为戏剧《红色娘子军》中党代表洪常青的原型。

  独立师将敌人主力引开后，母瑞山的压力减轻了许多，但敌人仍然没有撤走包围，还不时派分队搜山。冯白驹和符明经带领的特委、琼崖苏维埃机关和警卫连一百多人的队伍，坚守着岛上最后一块根据地。由于无法与山下联系，获得必要的粮食与盐巴，他们过着近乎野兽的生活，几个月都不能吃上一顿饱饭，有时甚至半个月都吃不上一碗稀饭，只能靠采野菜、野果来填肚子。有了一点米粒来熬稀粥，冯白驹要逐一查看，确认人人都分得一份，他自己才开始下口。若是不够分，他便只好吞咽野菜。出于隐蔽起见，不能开枪打猎，但悄悄跟随梅花鹿的行踪，可以找到可食用的野菜。因为只要是鹿能够吃的，人吃了就不会中毒。在他们的菜谱里，最常见的是鹿舌菜、白花菜、芭蕉芯等，还有一种吃起来有些苦涩却叫不出名的，他们就叫作“革命菜”。偶尔能抓到一两条毒蛇，就像是过节一般。野草质寒，吃多了就要拉肚子，况且秋天的山上，后半夜特别凉，大家都是一身破烂，衣不蔽体，有的人穿的是树皮草叶，勉强能够遮羞，要靠点火来取暖，这又很容易暴露目标。

  进入冬季，天气冷得让人发抖，长期躲在山上也不是办法，必须突围出去，寻找失散的，恢复党的组织。考虑到情况不明，集体行动很容易被发现，冯白驹决定分批派出小分队下山。然而，先期派出的两个小队，都没有一点音讯回馈，可见下面情势仍然危殆。冯白驹的弟弟、共青团特委负责人冯裕深，主动请缨率十多名共青团员下山侦察情况。他向哥哥表示：除非牺牲，否则一定回来！但惜别多天之后，还是没有他的任何消息。

  于是，又派出第四批人员。1933年春节前夕，十名带着驳壳枪的战士，在营副指导员李汉的带领下，潜入到定安县。在那里，他们终于遇到了冯裕深领导的第三批下山人员。然而，大年初二，在居丁交通站停留的晚上，已经变节的交通员引来了民团。突围的过程中，冯裕深等几名中弹牺牲了。

  这时候，寒风彻骨的母瑞山头，就只剩下冯白驹、符明经等二十六个人了。一个多月来，他们得不到任何信息，大家心情相当颓丧，为了激励大家，排解心中积郁的烦恼，冯白驹唱起了琼剧，有人用榕树叶片卷成笛子吹了起来。

  随着王文宇率领的主力在中平仔折戟，敌人对母瑞山的封锁渐渐放松。也就在弟弟冯裕深被民团杀害的日子，冯白驹带着最后的二十五人，穿过敌人的封锁线，进入澄迈县一个村庄后面。这是他们当中一个叫作李月凤的家乡，她受命前去联系当地的党组织。可是，直到第二天中午，仍不见她的影子，等来的是几声凄厉的枪响。李月凤被敌人绑了起来，往村庄外边赶，浑身都是血迹。她不断做出各种抵抗，还竭力发出了“你们杀了我吧”的吼声，以告知自己的战友。不愿屈服的她，最终被残忍地杀害了。

  仅存的二十六人，现在变成了二十五人。冯白驹他们只好退回山里，等到清明节的日子，到处都是扫墓祭祖的人群，他们才混迹其中，突围出去，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长泰村。几十年后，冯白驹还清楚地记得那个晚上的情景：“终于到了我的家。我轻轻地、压低嗓子叫了半天门，没有人应。出了什么不幸的事情吗？不像是，门是从里面关得牢牢的。定是母亲担惊受怕，不敢开门。我爬过了小屋，进到厨房里，一股热食的香味吸引着我，我揭开锅盖正好有一锅煮着的东西，也不管他是猪食还是什么，抓起来就往嘴里填，那个香劲呀⋯⋯”（转引自张一平《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：冯白驹》54页，南方出版社，2015）

  这个夜晚，冯白驹和他的战友吃上了一年来的第一次饱饭。回到家乡之后，冯白驹如同鱼回到了大海，他悟出了“山不人”的道理。但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的几年时间里，他都无法跟上级机关取得联系。他们派出名叫陈玉清的，在上海住了一年的时间，都找不到党中央，但他们仍然不愿意放弃信念。而他麾下的女子军战士，在失去了集体与组织之后，更是身世飘零。许多人，包括杨善集风姿绰约的妻子林一人，都在这个时期被敌人杀害了。革命是一场巨大的件。

  退役后的特务连女战士，并没有地方可去，只能重返万泉河两岸的家乡。她们当中的一些人，回到了童年时候“红纸合命”的男方家里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，过起与革命以前完全相同的生活，继续扮演社会最底层的角色，并开始生儿育女，传宗接代，仿佛之前的一切都未曾发生。回不到过去的，生活会更加艰难，有人甚至选择投河上吊。排以上的干部，则无一例外地落入的手中，成为囚徒。“围剿”之前“肃反”运动中蒙冤的庞琼花，在战事最紧张的时候，从自己人的监狱里被释放开来，跟着数百名无辜的人，回到已经被敌人占领的乐会四区根据地。此时的苏区气氛萧然，人们以一种异样的目光注视着这个“共母”，似乎唯恐躲之不及。当她进入家乡欧村的时候，还没有来得及见上父母一面，就被守候在那里的兵逮捕了。接下来，第二任连长冯增敏、指导员王时香，二连连长黄墩英、指导员庞学莲等，也陆续被投入了监狱。在黑暗的牢房里，八个倔强的女子以绝食来抗议非人的迫害。后来，她们决定一起放弃生命，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。通过内线，她们弄来老鼠药，一起吞食。由于人多药少，昏死之后还是活了过来。

  1935年年初，将领陈济棠下令，将女子军八名干部押往广州的“国民特别感化院”，加以思想改造，给她们洗脑革心。担任感化院院长的，是女子军的老乡和原来的上级，曾经担任过定安县委书记、琼崖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陈骏业。在1932年8月的“围剿”中，他以生病需要就医为由脱离队伍，到据点投降，成为共产革命的叛徒。现在，他要以自己的经历，来给女子军们言传身教，让她们回过头来重新做人。为了缓和气氛，他特地在“粤海酒楼”设宴，给八位女子军干部“接风洗尘”，操起海南家乡话与她们套近乎，还用绸缎给她们裁缝新的衣服。但这一切，都改变不了她们对叛徒的厌恶与憎恨。束手无策的陈骏业，使起了阴招，将她们的合影刊发到报纸上，注明是投降后的“赤色女子军”，制造她们已经“回头是岸、痛改前非”的假象。后来，陈骏业还安排人陪她们去游泳、跳舞，企图从肉体上感化她们，都被坚决地拒绝了。当他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，上台讲述自己从员到人的思想转化时，受到了女子军们强烈质问与叱骂：“你领导革命为何需要叛变革命？”“你是人为何需要杀害？”无法向上方交代的他，只好发挥自己文字特长，杜撰了《琼崖共首自述》《琼崖女匪自首纪实》，向陈济棠邀功，但到头来还是被撤职了。（参见庞启江、庞家东《红色娘子军传》第二十一章）

  全面抗战爆发后，国共重又开始合作，经琼崖特委和广东省委的努力，关押在感化院的数百名政治犯，在广州沦陷之前被释放。天天被强迫诵读“总理遗嘱”、从事苦力劳动的八名女子军干部，得以重见天日。这时候，她们都已经是二十七八岁的人了，摆在眼前的问题同样严峻。

  中央芭蕾舞团红色经典芭蕾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演出剧照。 海南日报记者 宋国强/摄

  回到琼东县的嘉积市，已经是1938年9月中旬。庞琼花她们装成讨饭的乞丐，往乐会的方向行走，游过流水冰凉的万泉河，进入各自的家乡。已经一无所有的她们，内心极度的迷茫。革命的队伍已经解散，解放人类与自我的事业无法继续，孤独的个体显得弱小无力，能够退回原先拼命挣脱的牢笼，在古老的秩序里获得生存的依托、续上革命之前的日子，就算是相当幸运了；否则，在这样一个世界上，她们连个立锥之地也找不着。

  二连指导员庞学莲，抄偏僻的山路悄悄回到外冬村，在村外的牛棚里过了一天一夜，第二个晚上才鼓足勇气推开家门，与父母亲人见面。好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她都住在臭气熏天的牛棚里。通过亲戚，她打探到与自己订婚的男人吴运朝已经结婚生子。好在吴运朝还念及旧情，他的妻子也能体谅包容，让她走出牛棚，跨入吴家的门槛，做一个偏房，算是有了一个名分与侧身的位置。

  一连指导员王时香，来到了丈夫庞世国家中，完成拖延了七年的守孝。庞早在南洋就加入了，回家乡来加入红军，在特委和红二师机关被围的危急时刻，挺身排雷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四十九天的孝期完成之后，王时香被父母接回阳江墟自己家里。按照世俗的理解，女儿嫁不出去就成了家里的祸水。二位老人急于要把水泼出去，但托媒人问了几家，都没人敢娶这个危险的“共母”。反倒是清乡大队队长刘恒应，对她的姿色起了贪心。这个几年前在作战中被打瘸了一条腿的男人，已经娶过四房妻妾，却发心要把这个“共母”纳入自己家门，以解心头之恨，满足其阴暗的心理。在使尽各种软硬办法不能奏效之后，他竟然动用清乡队的武装，在除夕前将王时香强行架入他布置好的洞房，让这位女子军战士蒙受一生的耻辱。

  与王时香的命运相似，二连连长黄墩英，悄悄回到只剩下两户人家的南界子村。在被洗劫一空的破房子里，她见到了自己伤心欲绝的母亲。父亲已经在战斗中牺牲，妹妹被抓走后一直不见回来，弟弟也逃亡在外。早年与她“红纸合命”的赤卫队副队长何君为，则已倒在了中平仔战场。在安慰母亲之后，她专门到何君为的家里，在灵位前久久跪祷。牛市区民团大队长、县党部军事科长李昌厥，得知相貌出众的黄墩英已经回家，立即派人上门来提亲。黄墩英明确做出回应：“他是，我是，水火不能相容。”但李昌厥并不善罢甘休，他以如今国共合作一家亲为由死缠烂打。在种种办法不灵的情况下，竟使用卑鄙的手段，派几十个民团团丁上门，将黄墩英绑架。此时手中无枪的女子特务连连长，完全处于孤独无援的状态，只好任人宰割了。她要挣脱的枷锁，重又加倍地强加到自己身上。

  最为幸运的，要数一连第二任连长冯增敏。潜回美党村，她开始还躲在狐狸山一个棺材穴里。白天，母亲借着放牛的机会给她送饭，晚上，她溜进山下的村庄，寻访曾经一起战斗过的战友，倾诉心中的苦情。早年与她订婚的庞道康，已经远走南洋去谋生。得知增敏已经出狱，这位忠厚的男子，立即放下手头开始起水的生意，乘船归来成亲，与她一同过起耕田插秧的生活。革命低潮过去后，冯增敏与组织重新建立联系，于1945年加入，从事妇女的工作。新中国成立之后，她先后担任博鳌人民公社副社长、琼海县妇联会主任等职。1958年，冯增敏作为海南民兵和娘子军的代表上京，受到了接见，获得这位最高领导人赠予的全自动步枪和一百发子弹。娘子军的悲壮与光荣，都落到了她的身上。但在后来的那场浩劫中，她还是未能幸免。

  最令人唏嘘不已的，是庞琼花的命运。她是岛上最早参加革命的女性之一，也是最有风姿和气质的勇士，万泉河边上一棵艳丽的木棉。在女子军组建前，她已经是独立二师三团三营的战士，“乐会赤色女子军”排的排长。女子军特务连成立后，她是第一任连长，深得革命的敬重与喜爱。在“肃反”运动中，她被投入母瑞山深处的红军监狱，出来之后，又被抓进的监牢。当她从感化院回到欧村的时候，离家已有七年之久。与她“红纸合命”的李廷浩，一度逃往南洋闯荡，心中依然挂着琼花，但是，当他重返家乡要来成亲时，琼花又再度入狱，而且听说判的是无期徒刑，于是才死心，另外娶妻生子。琼花不愿意给人做小，也不想再打搅李廷浩归于平静的生活。

  乐会五区有个名叫王汉文的青年，是一位斯文的读书子弟，迟迟都不愿结婚，似乎在等着什么人。一次，在路上看见琼花，他便一下起了心意，专门约琼花的父亲，表达了非她莫娶的愿望。起初，琼花并不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求婚，因为王汉文是乐会县政府的文书，属于的阵营。尽管父亲说婚姻是人跟人的事情，不是党与党的关系，琼花还是咬紧牙关不松口。但在父亲的反复敦促下，她还是表态：除非王汉文放弃官府的职务，和她一起远走高飞，否则就不用再提这件事。王汉文看来真是动了真情，他满口答应了琼花的条件。

  于是，举行简单的婚礼之后，二人一同离开家乡，遁入万泉河上游的会山，在一处雨林茂密的地方搭起茅棚，开荒垦地，种起了旱稻、木薯、南瓜，过着一种近乎原始的隐居生活。然而，没过多久，日本人占领了海南岛，这个近似桃花源的地方不再清静。听说琼花的故事，日本人来了兴趣。为东洋人当走狗的维持会会长陈道钦，派探子化装成苗人，到会山一带探寻，发现了他们夫妻的踪迹，并迎来了日伪军。因为坚决拒绝与日本人合作，王汉文被当场杀害。眼看着丈夫被刺死，琼花操起锄头与敌人搏斗，最终被打伤倒地，捆绑到阳江墟的炮楼里。在这里，她受到了日军中队长扁马川和队副吉厘的。父亲冒死闯入炮楼，跪求日本人放过女儿，看到的却是不忍的一幕。身上颇有些武功的琼花，拼死维护自己的贞操，咬伤了吉厘。恼羞成怒的豺狼，命人将琼花狠狠毒打，拖到一个叫牛汉坡的地方加以。然后，开枪把她残忍地杀害了。这个以琼崖之花命名的女子，被彻底揉碎了。